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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辉煌70年 与国同梦】湖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
2019-05-27 09:02   来源:华声 • 经济  作者: 编辑:陈实

  真正意义上的上山下乡始于1955年,这年的8月9日,北京青年杨华、李秉衡等人向共青团北京市委提出到边疆区垦荒,11月份获得北京市团委的批准与鼓励,随后引起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垦荒的热潮,毛主席发出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,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”,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,很有必要”的指示,中国政府组织大量城市“知识青年”离开城市,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群众路线运动。1968年以前的上山下乡以农场模式为主。因文革造成了中学生滞留学校,到1968年中国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六届初、高中学生(即“老三届”)一起毕业的奇景。这年的冬季起,插队模式就成为上山下乡的主要模式。人数规模之大、涉及到家庭之多、动员力度之强、国内外影响之深,都是空前绝后的。“插队”从此成为一个特殊意义的词汇,提到“插队”就不用提“知青”,不用提“上山下乡”了。一代人到了国外也叫“洋插队”,而没有、也不会有“洋农场”、“洋兵团”、“洋干校”之类。插队模式不同于农场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没有后勤,因此就有一个非过不可的“生活关”,一些尚未成年又在当地没有亲属帮助的知青所处的生存困境,给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不良影响。上山下乡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,它从20世纪50年代便被倡导,至60年代而展开,70年代末结束。对当时的知青来说,他们到农村去,是为了消灭“三大差别”(即工农差别、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),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,邢燕子、侯隽、董加耕等一大批青年,便是他们的典型代表。文革时期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中去,摒弃传统教学,过分提高实践作用的政治运动。所有适龄青年除了当兵以外,基本上都属于征召范围。上山下乡运动,对大多数知青们是一个严酷的锻炼。毛主席希望知识青年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“滚一身泥巴,炼一颗红心”,培养和造就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,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。

  湖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跟着国家形势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叶。其历史背景有三:一是当时有一部分城市中小学毕业生既不能升学,也不能就业。二是由于农业合作社的高速发展,需要一大批财务会计、记工员、扫盲辅导员等。这一大批人到哪里去找呢?毛泽东主席说,可以动员大批的中小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。他还说:“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工作的知识分子,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。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,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。”三是实施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需要。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《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(草案)》中写道:“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,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,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,上山下乡去参加农业生产,参加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伟大事业。”(这里第一次提到了城镇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的问题。)

  中共湖南省委根据中央精神,在长沙、湘潭、衡阳、常德、益阳等城市做了广泛的宣传。长沙市委做了宣传发动工作。1957年3月,刘少奇来长沙视察时,接见了长沙市中等学校师生代表并作了报告。他鼓励不能升学的中、小学毕业生积极争取参加农业生产,做我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。全市中、小学毕业生通过学习和教育,思想觉悟普遍提高,“做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”成为许多毕业同学的行动口号。市十二中初中毕业班22名团员和青年学生联名写信给共青团长沙市委,希望团市委支持他们实现到农村去的愿望,团市委当即回信表示鼓励和支持。与此同时,各校毕业生也纷纷报名,要求上山下乡。到6月底,毕业生报名到农村去的已有600余人。到10月底,未能升学的毕业生已有370人去农村参加农业生产,其中由团市委介绍去各县、乡的有322人,学生自己联系挂钩的有48人。这些人中属本届毕业的276人,历届毕业的94人;高中毕业的14人,初中毕业的231人,高小毕业的125人(15周岁以上);男性226人,女性144人。他们被分别安插在华容、南县、沅江、安乡、湘阴、望城、长沙、浏阳、城步等县,有的从事垦荒劳动(城步南山牧场最初是由长沙、邵阳等地的知识青年开发的):有的在农村从事与农村发展相关的文化、科学、教育事业。到1957年底,全省城镇知识青年约有1000人上山下乡。

  1958年后,共青团湖南省委在全省团员青年中做了广泛的宣传发动工作。共青团长沙市委配合党和政府,动员全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,取得了很好的成绩。1962年上山下乡人数为1777人,1963年为3508人,1964年为5047人,1965年又有4000多人。到:1966年3月,上山下乡人数共有1.5万余人。他们分别在长沙、衡山、桂阳、郴县、江永、零陵、岳阳、黔阳、湘潭、湘阴等11个县和钱粮湖、君山、干山红、杨林寨、黄盖湖、茶盘洲、西洞庭、屈原等19个国营农场。这个时期的上山下乡,主要采取三种形式:一是到国营农、林、牧、渔场参加劳动,这是当时最主要的形式;二是安排到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,不少地方还采取发动知识青年投亲靠友,或者暂时把知识青年编成小组,集体生活,分散劳动;三是采取试办半农半读或青年农业生产建设队等形式,将知识青年组织起来,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锻炼,使他们掌握了一定的生产技能,习惯了农业劳动,适应了农村生活后再到农村长期落户。

  1963年7月5日至9日,共青团湖南省委召开了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座谈会,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、书记处书记李瑞山及省委、省教育厅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接见了与会代表,并进行了亲切的交谈。会上表扬了李启连等15名优秀知识青年。

  1963年秋,全国推广浙江省嘉兴等地安排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经验,开始转为以到农村人民公社插队为主。到农村人民公社插队的形式很多,一种是集体插队。三四个或五六个,多到十多个,集体吃饭,集体住宿,分散到队里参加劳动。一种是单身插队落户,自己开伙,少数是住在干部或社员家里。一种是投亲靠友。实践证明,插队落户的容纳量大,花钱较少,收效快,被当时认为是一条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“好路子”。邓小平在1964年1月党中央书记处讨论城市青年F乡问题时说,安置城市知青的办法,插队落户,每人给安置费不到200元,而插场每人则要1000元,如果一年100万人插场的话,需要十几亿元,这怎么得了。周恩来同意这个意见,并提醒做知谚晴年工作的同志说,脑予里要有国家大、人口多这个概念,考虑问题就要从这里出发。可见,以插场为主转为以插队为主,是从我国国情出发的。以后,知识青年到农村人民公社插队,成为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主要形式。

  为了推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,中共湖南省委安置城市知识青年领导小组与团省委于1964年5月下旬到6月中旬,组织了由16人组成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巡回报告团到长沙、衡阳、益阳、湘潭、邵阳、常德、株洲等市巡回报告,用优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亲身感受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,收到了良好的效果。8月6日至13日,省委、省政府在长沙召开了全省城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会议。中共湖南省委、团省委、省妇联、省农垦局领导到会并作了报告,号召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,学习生产本领,自己管理好自己的生活等等。从1962年至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之前,全省先后有68600名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。他们新建集体队(场)271个,分散插队的知识青年小组4000多个。他们改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大小山头,唤醒了沉睡千年的荒洲野地,共开垦荒地76900多亩,还开垦了大片果园、茶园,为国家创造了财富;他们把文化带到了农村,成为农村“三大革命”(生产斗争、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)运动中的一支活跃力量。同时,他们自身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。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生产能手、技术标兵;有的成为赤脚医生、民办教师;有的当上了大队、生产队领导干部。李劲,他父亲是长沙市劳动局局长,母亲也是国家干部,1963年7月在长沙市第一中学高中毕业后,他既可以考大学,也可以在城市就业,但他毅然选择了上山下乡的道路,到江永县桃川农场参加农业生产劳动,把青春献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事业,成为广大知识青年学习的典范,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便掀起了更大热潮。

  1968年到1973年底,湖南全省先后有28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。据1973年底统计,他们中有978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26900多人人团,85人被选进了省、地、县的领导班子,12700多人担任了社队干部,36000多人担任了民办教师、赤脚医生、拖拉机手和农业技术员等。

  到1975年底,湖南全省先后又有4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。

  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,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十分关心知识青年问题。中共“十一大”结束以后,从1978年开始,国务院即组织人力到各地就知识青年问题进行调查研究,酝酿根本上调整知识青年工作政策,并于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,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。会议讨论和通过了《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》和《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》两个文件,明确提出调整政策、广开门路、采取多种形式妥善安排知识青年,积极解决存在的问题,加强对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工作。这次会议认为,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安排,要实行“进学校、上山下乡、支援边疆、城市安排”的原则。并提出举办大学分校、中等专业学校、技工学校等,为更多的城镇中学毕业生创造学习和就业条件。

  在这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之前,已有一批又一批的知识青年通过上学、转调、招工、病返、困退以及落实政策等各种途径和方式陆陆续续地离开了农村,回到了城镇。这次会议结束以后,一股知青回城风席卷而来。1979年春节,大批知青返城过年,知青回城风达到了高潮。长沙也不例外,下乡在零陵、益阳、郴州等地的知青纷纷返回长沙。这样,知青问题就成了一个影响安定团结大局的严重社会问题,当时的知青办成了工作最紧张、最繁重的部门。

  到1981年,上山下乡的知青基本安排完毕,各地不再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。同年底,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被撤销,各地的相应机构也随之撤销。但由于多种原因,湖南全省仍有上百名城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留在农村、农场和边疆。

 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,前后长达二十多年,大多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是忠诚地响应党的号召,满怀壮志豪情,积极投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行列,在祖国的边疆,偏僻的山村,过着艰苦生活,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;在广阔的田野里,用青春汗水,耕耘播种,为祖国农业生产作出了贡献。他们当中还有些人热心地为当地农民教学、行医,为农村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成绩。特别是他们在艰苦环境中,用自己的青春年华换取了宝贵的人生经验和思想成果,使他们一生都得裨益。就以湖南为例,到1975年底,湖南全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有50000多人加人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,17000多人参加了各级领导班子,45000多人担任了理论学习辅导员、民办教师、赤脚医生、农技员、农机手等,涌现出了如张国清、刘湘娥、李仙桃、莫臻等一大批优秀知识青年代表,为湖南农村的发展作出了贡献。

  原载〈湘潮〉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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